一、中美经济规模差距进一步缩小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剧了中国经济规模相对美国上升的态势。在二十国集团（G20）成员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在2020年维持了经济正增长。尽管2.5%的增长率较上年的7.1%有明显下降，但能在如此重大的疫情冲击下坚持增长不停步殊为不易。这与中国决断早、行动快、举措有力、制造业基础雄厚且得到“互联网+”的有效支撑，从而率先控制住疫情并防止了后续几波反复等因素有关。

美国受疫情大流行影响，2020年经济收缩3.8%。此消彼长之下，中国经济规模进一步接近美国。IMF在疫情之前对2021年中国GDP占美国比重的预测值是76.5%，疫情发生之后调整为74.8%，上调了5.3个百分点；IMF还预计到2025年，中国GDP占美国比重将达到90%。

二、多极化格局出现

英国“脱欧”之后，欧盟内部紧密化和一致性程度上升，且其作为整体的经济规模依旧庞大，这为其与中美鼎足而立成为全球“三足”之一，奠定了比较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作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之一，欧盟特别强调“一个团结、有能力和自力更生的欧盟对欧洲有利，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有利，对多边体系有利”，有意“引领世界走向绿色、循环、竞争和包容性经济”，希望“坚持自己的技术目标和雄心……塑造技术、技术的使用和监管环境”，声称要“在改革世贸组织方面发挥共同领导作用”。一个追求团结、自力更生并且雄心勃勃的强大欧盟，有资格成为全球政治格局中独立一极。预计2021年起，中美欧三足鼎立、俄日澳印等群强环伺的多极化格局将逐步成型。

三、对抗为主转向竞争与合作

特朗普政府推动形成的竞争甚至对抗为主的大国关系在2021年可能出现转折，主要国家或经济体间更可能在各领域建立务实的竞争与合作并举的关系，在其中一些领域更强调竞争，而在另一些领域更强调合作。对待盟友，拜登政府反对特朗普政府的“交易性”关系定位和双边施压方式，将重申承诺、加大投资，在恢复历史性伙伴关系的基础上重塑盟友关系。对中国，拜登一方面强调协调盟友立场并通过规则等方式加以“规锁”，另一方面也表示在气候变化、防扩散和全球健康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

欧盟发布的《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化的新议程》也认为，随着美国政府的更迭，欧盟和美国之间可能并且应该设计一个新的跨大西洋的全球合作议程，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中国一贯希望与美国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双方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对欧洲则始终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始终支持一个团结、稳定、繁荣的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2021年国际关系中大国消极对抗一面可能下降，竞合并行的复杂性增加。

四、技术进步及其运用范围拓展影响

大数据、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进展日新月异，不仅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战争形态和国家安全也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战争场域大为拓展。在先进技术支持下，战争出现由传统海陆空拓展至太空、由宏观空间发展至微观空间、由物理世界延展至虚拟世界、由战斗场景扩展至生活场景等转变。其次，对抗手段更加丰富。定向能、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网络、高超音速等领域技术在军事应用方向上的发展，可能让战争的指挥、实施及效果检验方式多样化。最后，战争伦理发生变化。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技术对劳动力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被打破，劳动可以被非人力技术完全取代，作为劳动载体的劳动者的价值可能下降，而基于虚拟现实的远程作战技术和无人作战平台的兴起，可能加剧参战者对人类生命的无视从而增加战争的残暴性。